2005年底，三届南充市政协编辑的第十四辑文史资料《我们那个年代——南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一书，选用了我1975年下乡当知青的点滴回忆文章《岁月如歌》。与我同期下乡的几个南充和重庆知青朋友看了我这篇小文后感到真实而亲切，于是先后给我寄来了几十张当年在公社搞文艺宣传的一些老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我们的真实生活，见证了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看着这些泛黄的照片，我就自然想起了那苦中作乐的艰难时光。
    一、收工后的开心快乐。记得下乡之初，我们最怕的是干农活，感到又苦又累，一两个月，我们就变得又黑又瘦，且饭量大增。当时，我们抱着在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信念，不到半年，我们就基本上适应了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感觉就是农村的精神生活太过贫乏了。苦点累点都不算啥，最恼火的是既看不到电影，又听不到歌声，这对于我这个从小爱好音乐的小青年来说，当时感到非常郁闷。于是，通过我再三做工作，我们十大队和相邻的九大队两个知青点爱好器乐的五个知青组成了一个“知哥小乐队”。每天收工后，我们小乐队就带上乐器到我所在的知青点合奏，最喜欢演奏的是《地道战》和《北风吹》，还有《翻身道琴》。当时那个快乐啊，至今回忆起来也是一种享受。 
    二、与知妹小乐队比赛。在那无麻将可打，无朋友可耍的单纯年月，通过组织小乐队的确充实了精神生活，打发了业余时光。我们“知哥小乐队”成立后，大家兴趣非常浓厚，当场天我们还去公社礼堂为贫下中农演奏，风雨无阻，因此，当时在我们五龙公社（今嘉陵区礼乐乡）小有名气。于是，其它大队知青点也纷纷效仿。最特别的是重庆女知青很集中的六大队和十二大队，居然成立了一个“知妹小乐队”，向我们“知哥小乐队”叫板。于是，我们就和知妹们约定，每隔一逢场天我们就集中公社礼堂比一下，看哪个队奏得好，并请当时的公社团委书记当裁判。记得先后比了三次，最后还是以我们知哥队革命歌曲奏得多而宣告胜利。知妹队还非常服气地要求与我们合作，组成一个大乐队。
    三、活跃的知青宣传队。由于我们与知妹队的友好合作，使公社干部和贫下中农大开眼界。每到逢场天，公社礼堂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广大贫下中农的目的就一个:看知青搞乐器的“稀奇”。一段时日后，公社党委因势利导，正经八百地向各大队知青点发出通知，要求组建五龙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记得在1976年的阳春三月，宣传队就在公社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做了一面红旗，上书“南充县五龙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实际上是知青宣传队，队员中当地回乡青年仅二人。队长由当时的公社团委文书记担任，还委我以乐队队长的重任。当时，五龙公社共有知青110多人，都想参加宣传队，因为到宣传队唱唱跳跳不仅好耍，最关键的是生产队还要按主劳力记工分。虽然宣传队只选了40多人，但几乎知青们都乐此不疲。宣传队成立后就庚即集中排节目，主要是唱样板戏。我们每天上午去公社礼堂，中午、晚上都在公社食堂吃，晚饭后还加班排练，有时要十一二点才一路唱歌哩啦地回知青点去，但大伙都精力过剩，不觉得累。集中排练两个月后，团委文书记就带领我们舞着红旗、敲锣打鼓地到各大队巡回演出。一路欢歌笑语，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巡演结束后，我们还去西兴区参加汇演，去飞机坝与解放军联欢，还与相邻的双桂、一立等公社互访演出等。1976年底，我们还代表西兴区参加了南充县文艺汇演，我们自创的川剧座唱《科学种田就是好》获二等奖，我们学演的样板戏沙家浜第四场《智斗》获三等奖。
    四、难忘的“演出回锅肉”。在公社宣传队一年多时间，还有一个情景令我至今回想起来也觉得幸福而满足，那就是每到一处演出后，热情招待我们的美味佳肴几乎都是那大盆的回锅肉。每当那一两盆与白菜蒜苗合炒的香喷喷的回锅肉端出来，我们一个个就狼吞虎咽地“抢”起来。大伙一边美美地吃着肉，一边还学着列宁的声调大声齐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共产主义是一定会实现的！”（唐志坚） 
（作者系南充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